一個巴勒斯坦人說：“歐洲人做了傷天害理的事，對猶太人欠了道義的債，良心不安，但是這個債，卻要巴勒斯坦人來代償。”
一個歐洲人說：“美國有一半的人口只能從一數到五，另外一半人口會從六數到十，但是從六數到十的美國人不會從一數到五。”
一個東德老人跨過柏林墻，拿著資本主義政府給他們的錢說：“收這100馬克，我卻覺得羞愧——這錢令人喪盡天良呀。”
一個臺南的人說：“用臺北人的眼光來畫一副臺灣地圖，恐怕有90％的范圍都是臺北市，剩下的快掉進海里的一點點尾巴就統統稱為"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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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部出版在99年的作品，買在05年的書，在09年初翻開的評論集，《百年思索》的作者給我們講述了她體驗著的一個個故事，關于沖突，隔閡，誤解及至命運的故事。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東德和西德，南斯拉夫的塞族和阿族，美國和歐洲，古巴華裔和土著，臺北和臺南，以至一場筆會里出現的文化沖突，不同國家的民事法庭都在龍應臺的筆下出現。
我們蝸居在中國的一隅，我們讀著愛栆報上有些左派觀點的新聞，我們看著連岳、梁文道等人對這國家針砭時弊，我們憤怒著那些無法買到票的民工餐風露宿，徹夜排隊，我們也憤怒于炮制三鹿奶粉的奸商道德散盡，我們時常也要忍受春晚的矯揉造作，我們一度向西方尋找先進的價值觀，但是西方是一片和諧的嗎？
9年前的書，現在讀起來依然新鮮。
書里用了很多篇幅描寫了作者在特拉維夫，加沙的見聞，那個在圣經里面就出現的矛盾到今天依然無法解決，不變的仍是一些詞匯：石頭、催淚彈、武器、自殺式襲擊、醫院、難民。讀著同樣一部圣經，甚至同居住在西方文化起源的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人他們不明白自由、民主、法制這些現代人所稱的普世價值嗎？還是這些價值前門有太多的前提了？
在作者的書里，不止一次有這樣的對話：“你們真的要去約旦河西岸嗎？你勸你的朋友別去吧!那些阿拉伯人會往你車子丟石頭木棍。阿拉伯人壞的很約～”“以色列人就不壞嗎，媽媽？我們對街那四個阿拉伯人叫誰給打傷的？”
作者在瑞士參加國際筆會，之前會場掛了七八幅國旗，后來不得不撤下，因為有人抗議他們國家的旗幟不在里面。瑞士有75％的人講德語，大會文件竟然沒有德文，因為主辦的是瑞士里面4% 講意語的人。國際筆會90％是白人。亞洲人用典故時候，必須提到但丁、巴爾扎克、羅曼羅蘭......
在當今的世紀，不會出現大規模戰爭，當地緣沖突，地緣政治（geopolitics）卻會越演越烈。那么龍應臺用了一個這么大的書名——《百年思索》——到底給了我們什么樣的答案或者救贖我們自己呢？
這也是我不解的地方，因為整本書，滿眼所至皆是Conflict。及至最后一頁紙，作者談到她之前一直努力讓文章在大陸發表，其中寫道“她不給既定結論，只給思維方式；她不在乎立場的宣示，只在乎觀念的建立。”
嗯，很好。思維方式。觀念的建立。
你可能會反駁或者反對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稱之為普世價值，甚至旗幟鮮明地反對這一個詞“普世價值”。但是，有些觀念我們需要建立，此可稱之為常識（Common Sense）。
譬如對于弱者的同情，對公平的聲張，對于強權的反對，對于言論壓制的唾棄……或者學會通過本質看問題：譬如褪開“艷照門”的本質，它就是一個男人和幾個女人上床的故事；譬如“范跑跑”，它就是一個人本能逃生的故事。
1776年，托馬斯潘恩在美國寫了一本書，叫《常識》。
2009年, 梁文道出版一本書，叫《常識》。
看完這本書，依然無法定位這個世紀星空的位置，但是，對于我們，社會的蕓蕓眾生，多點常識的觀念是自己和社會進步的基石。 《百年思索》，便是常識之作。
